隨著對細胞及其組成成分(特別是細胞核)的了解日益深入，“細胞學說”這一概念的意義也逐漸發生了變化。許耐登的學說直接促進了區分動植物細胞的非常活躍的研究工作。1852年Remak(1815-1865)指陳，蛙卵是細胞，在發育中的蛙胚中新細胞是由原已存在的細胞分裂產生的。他著重駁斥了自由細胞形成學說。在這一點上他得到了微爾科(1855)的支持，后者指出，就許多正常的和病態的動物及人類組織來看，每個細胞都是從原已存在的細胞分裂而來。他斷言：“作為一般原則，任何種類的發育都不是從頭開始，因而(必須)否定(自然)發生學說，不論是在個別部分的發育史上還是在整體生物的發育史上”(Virchow，1858：54)。Kolliker以及其他一些植物學家也在同一時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，然而，由于許耐登的權威性而延遲了這結論在植物學界被普遍接受。達爾文在1868年(II：370)還拿不準自由細胞形成究竟是否可能。后來微爾科的格言“細胞來自(原先存在的)細胞”，(omniscellulaecellula)雖然終于被每個人接受，然而那個時候對細胞(尤其是核)分裂過程的細節還并不清楚(見下文，“有絲分裂”)。

由于有了對細胞的這種新的解釋，重新考慮受精過程的時機已經成熟。如果軀體的一切部位都由細胞組成，則性腺(卵巢和睪丸)是否也是如此?雄性和雌性的“種子物質”究竟是什么?它是否也由細胞構成?雌、雄性的性細胞有什么區別?這一類早已構思過的問題當然并不是一開始就提了出來，然而這些問題必然是細胞學說的邏輯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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